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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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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丘吉尔思考战争

□ 胡一峰


《丘吉尔:语言的力量》 [英]马丁·吉尔伯特 著 何美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出版

丘吉尔是一个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人物”的故事总让人看到历史深处的东西,以及人的精神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样子。何美女士新近译著《丘吉尔:语言的力量》,以包括演讲在内的丘吉尔的200篇文字,展现了他人生的主要篇章。丘吉尔是文章高手,也是演讲高手。他被称为“激活了英语,并把它投入战斗”的人,二十多岁时已是英美两国广受欢迎的演讲家了。

本书著者用丘吉尔的文章和演讲,辅以注释,编成了一部别具一格的传记。应该说,这是一种颇有新意的写法,它最大限度地让传主本人出面说话。当然,任何叙述都是转述。在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被塑造的“丘吉尔”。这个“丘吉尔”最耐读的地方,是他对战争的反思和剖析。丘吉尔经历过前线的枪林弹雨,又身逢两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作为平民,而是作为政治家经历那段岁月。他的思想和行为被战争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战争。

在丘吉尔的“战争观”中,战争不是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是某些战役的胜败,甚至也超越了战略层面,而是一种对人类精神的破坏和捍卫。1948年,丘吉尔撰写回忆录时,再一次从精神层面深刻剖析了战争,他重审德国纳粹犯下的罪行,并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根纽带都断裂了”。这样的思考提醒读者从人类文明的整体结构和走向认识战争。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丘吉尔持有一种积极的反战观:拒绝战争但不惧怕战争。他告诫人们,战争是事关文明存续的大事,绝不可儿戏。他说,“我们绝不能把现代军事强国交战视作我们可以贸然插足的游戏,只要运气好、指挥得当、灵活作战,一晚上的工夫我们就能扛着战利品凯旋。现代战争不是那样。”另一篇演讲中,丘吉尔又以散文笔法描绘了战争的后果。“我们的朋友、兄弟或者孩子正在辛苦战斗,他们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在战争中日子一周周逝去,清新的春天长成了茂盛的夏天,金黄的秋天步入了枯寂的冬天。有人明早翻阅报纸会发现某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阵亡名单中,他那为人熟知和信任的明亮双眸已经永远阖上。”为此,他多次呼吁对备战之事不能懈怠。

当战争真的来临时,丘吉尔保持了昂扬的斗志。1914年,“一战”中英国对德宣战。丘吉尔在伦敦歌剧院的演讲中提出“战争将是漫长而严酷的。随之而来的战事将让财富锐减,让希望破灭。而我们必须从和平事业中汲取力量,从内心深处衍生力量,继承民族历史传统,感恩全世界对英帝国的支持援助,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国家跨越各种障碍,不惜一切苦难,奋战到底。”而这一切,得益于他善于占领道义的高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讲大道理。1917年4月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国会对德宣战,4天后,美国参战。这无疑极大地支持了欧洲。而这种支持中既有道义的主张,也有利益的考量。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丘吉尔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他提到此事,总是强调道义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说,“突然之间,拥有1.2亿人口的美利坚民族亮出了旗帜,站到已经是较强的一方;突然之间,世界上人口最多、长期以法官姿态出现的民主国家,这次也卷入了战争。不,他是主动投入战争……我方则认为:‘全世界都支持我们’。”1943年9月6日,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访问美国在哈佛发表演讲说,“前面不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就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从政治话语史来看,这是一种不罕见但很高明的语言技巧,通过把世界局势和前途简化为善恶二元的价值对立,为己方确立了道义的屏障。当战争结束后,丘吉尔又呼吁以人道的理性,快速抚平战争的创伤,消除可能出现的后遗症。1946年11月12日,在下议院演讲谈到惩罚德国时,他就明确提出应该始终体谅普通百姓。以上所摘,挂一漏万,都可以看出丘吉尔战争观之一斑。

丘吉尔确实是一位演讲大师。书中收录的他的演讲不乏精彩之作。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基本完成了新一届政府的组建,他在下议院的演讲中说,“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极为严酷的考验。我们将要面临旷日持久的斗争和磨难。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在陆上、海上、空中作战。尽我们的全力,凭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海、陆、空作战,打击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空前凶残、十恶不赦的极端暴政。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若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惧一切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何等艰险漫长,也要争取胜利。”几十年后,从纸上阅读这段话,仍让人感到心潮澎湃,现场效果必然更“燃”。1940年6月4日,他在下议院的演讲中用快节奏的诗歌语言,阐释了绝不言败、战斗到底的决心。他说,“尽管欧洲大片土地和许多著名古国已经或即将陷入盖世太保的控制,落入纳粹邪恶统治的魔爪,我们也绝不气馁、绝不言败。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战斗在法国。我们将战斗在海洋。我们将战斗在空中,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矢志捍卫英伦群岛。我们将战斗在海滩。我们将战斗在敌人的登陆地面。我们将战斗在田野和街头。我们将战斗在高山。我们绝不投降。”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英国当晚,他向英国人民广播时再次重申了这一信念,语言依然坚定有力,这些语言充满力量,而力量来自于信心。所谓信心,是一种对世界和自我的定见。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重视演讲。中国传统文化欣赏“讷于言”的品格,讲究“行胜于言”。古代那些靠言辞、辩论吃饭的人,譬如“说客”“讼师”,形象都不算太好。《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阵前骂死王朗,即便作为艺术虚构,宣扬的也还是政权正统性的重要,而不是口才。对于这种文化习俗,钱钟书在《围城》中有过精彩的描写:男子无口才,就表示有道德,所以哑巴是天下最诚朴的人。也许上够了演讲和宣讲的当,现代人矫枉过正,以为不说话的人开口准说真话,害的新官上任,训话时个个都说:“为政不多言”,恨不能只指嘴、指心、指人,三个手势了事。

这么想来,丘吉尔若生在古代中国,恐要被斥为“巧言令色”,戴上“鲜矣仁”的帽子了。当然,这种假设并无意义。因为对演讲的态度,与其说体现了中西之别,还不如说反映了古今之变。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公共空间日趋开阔,个体理性不断高扬,演讲作为动员、说服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代社会,人们参加公共活动的机会更多了,演讲终将成为现代人的一门必修课。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丘吉尔:语言的力量》,或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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