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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文艺评论家论述(2)范志忠:​文艺评论需要引领创作
信息来源:评协    发布部门: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发布时间:2020-01-13

当代的青年评论者具有明显的学术化和职业化特征,在浙江大学我所属的学院是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这里三分之二以上的青年教师有海外学术背景。海外学术背景的训练使得这些青年评论者对学术化的追求显得非常严谨。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学者谈到文艺评论时或许会从感性的角度、从史评的角度谈对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感悟与发现。而当下的学者更擅长从学理化的角度、从质化研究或量化研究的角度,带着一种严谨的方法论探讨问题。尤其在知识结构上,我们这一代的文科学者,对理工科的知识可以说是一块短板,甚至是空白的,而当下的青年批评者,其知识结构就可以做到相对合理。

我为何强调时代背景的不同?有人认为陈凯歌的电影《无极》差一点能成为精品,但为什么差一点?其实,他当时对魔幻世界的感悟与世界是接轨的,但就是由于陈凯歌理工科知识背景的缺失决定了他对技术的无感,在他的影片中有大量数码技术的画面,但是所营造出的意境却是失真的,无法给人代入感、沉浸感。而当我们再看李安的《少年派》《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又会发现,他们可以吸纳好莱坞的强大工业背景,利用好莱坞的强大技术支撑,使得技术的短板得以很好地弥补。

那么,青年评论者在学科优势和知识结构完整的前提优势下还需要强化的是什么?我觉得需要反思的是将文艺评论学术化、职业化以后所带来的弊端。目前,一些高校,规定了哪些期刊可以用,少数的几个一级刊物,甚至一级刊物里又圈了少数的几个权威刊物,以致于大多数教师的目光仅仅盯住这少数的几本刊物,也就造就了学术的职业化。而这种职业化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曾与一位工科教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当你们的一篇文章,如果1000个读者都不到的时候,你们写出来的东西还有价值吗?你们人文学科还有什么价值?”文科的人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是工科的一种傲慢与偏见。但当我们感受到工科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影响的时候,包括我们发言用的麦克风、投影、电脑,我们的高铁、飞机,这一切的进步都是来自于工科进步的时候,我们的文科给人类提供了一些什么?这可能就是每一个青年评论家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感受最强烈的是与上世纪80年代的评论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批评与创作是有一种对话的关系,评论能够引领创作,或者某种意义来说评论对创作是发生重大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回到电影,20世纪80年代初张暖忻、李陀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中,提出我们要追求长镜头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从长期以来苏联蒙太奇的思想中跳跃出来,以保持对现实多样性的一种关怀和尊重,保持对现实真实的一种追求,其实这是渗透着一种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第四代导演,从《小花》到《巴山夜雨》,再到谢晋的电影作品,都体现出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现在,我们一讲到影视更多讲的是票房,除了讲票房之外,我们对影视评价的体系、对影视的批评,我们的评论还能提供什么呢?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评论在自说自话,很多评论对创作已经失去了干预能力,失去了对话的能力。如果对这种干预和对话能力的缺失追踪溯源,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把评论职业化了,缺失了人文评论最大的魅力和最大的价值——对于生命激情的一种感悟、一种发现、一种提炼。评论者只有在对人类的生命、美学,对这个社会关注和呼吁的前提下,才可能找到一种理论的自信,或者说找到一种文化的自信,能够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以及我们的创作展开对话。我们的文艺创作已经有了高原,我们在文艺方面的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但如何出现高峰,如何能够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与世界进行对话?可能需要我们青年文艺评论家,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一辈“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老评论家们一起努力、一起奋斗。

(作者系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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