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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区”的绝望呐喊——读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信息来源:评论家协会    发布部门: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发布时间:2020-05-09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白俄罗斯作家,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曾做过记者。她的作品以独特的风格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她曾多次获奖,包括瑞典笔会奖(1996)、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8)、法国“世界见证人”奖(1999)、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等。2013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入围最终决选名单。目前她已经创作了21部纪录片脚本和3部戏剧,作品已在19国出版。

图书简介

本书为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代表作。1986年4月26日,史上最惨烈的反应炉事故发生在车诺比。这是史上最浩大的悲剧之一。阿列克谢耶维奇访问了上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其中包括无辜的居民、消防员、以及那些被征招去清理灾难现场的人员。他们的故事透露出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恐惧、愤怒和不安当中。本书以独白的方式呈现,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使这场悲剧读起来像世界末日的童话。人们坦白地述说着痛苦,细腻的独白让人身历其境却又难以承受。


借用作家蒋方舟的一句话:作家,可以为一片树叶哀恸,为一抔黄土作传,可以为一个无名的囚徒请命,可以为一场世界大战殉身。我们见识过各式各样的作家、各式各样的作品,并在阅读过程中塑造过各色各异的“哈姆雷特”,“刻画”似乎成了作者与读者共同在做的事。然而在某些真实情境下,我们在叙述中回忆历史,淡化了刻画这一过程。

纪实并非塑造,而是重现。从纪实文学的概念来看,它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但对虚构还有一定的限制。当纪实文学记录的事实是一场悲剧,那么记录就是残忍的——用最理性最直白的话语描述最触动人心的悲怆。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又名《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叙述的是19864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炉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灾是史上最浩大的悲剧之一,由于空间时间等原因的限制,也许诸多人并不了解此事,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访谈与这本书对这次悲剧进行了重现。

区别于常见的直接以对话形式复现的访谈,阿列克谢耶维奇选择从访谈中整合出故事,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以当事人独白的形式呈现内容,勾勒其所见所闻所想。第一人称叙述的优劣显而易见,以一般的理解,第一人称叙述虽拉近了读者与作者或者主人公的距离,但视域狭窄,无法更宏观具体地了解事件,无法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阿列克谢耶维奇对第一人称叙述运用的奇妙性在于,她抛开了世俗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观念,着力于刻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从而让读者将自我带入当时的情境,设身处地地感受悲剧,这种感受远比转述带来的强烈。于是,这已不止步于故事叙述,而是对历史进行重现。如果旁观者在阅读时过多地输入自我情感,就容易使事件本身失真。本书以多个“主人公”的自我阐述与独白,将众多残缺的视野结合起来。而出自不同人物的零散破碎的语言如同缝补的线,将悲剧缝补起来,连缀成那一场末日劫难。

真情实感是全书最珍贵最有价值的存在,不仅是当事人的真情实感,还有作者的真情实感,以及读者的真情实感。书中并无多余的修辞与华丽夸张的描述,但所有文字都直接凝聚了当事人的情感。作者的文字精简直白,却又时而“重复累赘”:直白在于没有纷杂的修饰与繁复的解释,情感直接通过文字渗透进读者的心灵,无需通过思考的媒介;而“累赘”在于它把情感完完整整地复现,没有删减。他们见证着原本完好的人——亲人,朋友,陌生人——一点点破损,就像玩偶一样。突如其来的悲伤与难以置信,而后怀疑,再到悲伤,乃至绝望,他们的情感有其复杂性,有时候并非一两个词句可以解释,如同洋葱,剥开一层还有一层接一层。“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层层叠加反复的情感于直白简短的文字中体现,这大约就是作者文字的魅力所在。

全书以一个消防员的妻子的叙述开始。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消防员背负着责任前往反应炉。然而,当妻子与其再见时,丈夫已不堪人样,她看到的只有破碎肿胀的青蓝色的肌肤和逐渐丧失的生机。身怀六甲的妻子用谎言换得最后的相伴,亲眼见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十四天内死掉。全书又以清理人妻子的叙述结束:丈夫离家工作,归来时已成了“切尔诺贝利人”,他被哄骗着去了隔离区做清理任务,一行七人,英年早逝。丈夫身上的器官一个个坏死,肿瘤肆意生长,她看着他从人到非人,最后化作一具带着辐射的尸体。一头一尾,两个妻子,从消防员妻子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和爱情”,再到清理人妻子“我会轻声说着我的切尔诺贝利祷言”,他们的呐喊存在于话语里,存在于绝望的思念中。

所谓“戏剧人生”,就是对曲折的人生的概括。影视、小说再曲折离奇,素材都是源于生活的荒谬与未知。如遇一场感人肺腑的电影,片尾“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字样必定是情绪的制高点与倾泻点。在虚幻中游离太久,须得将魂拉回本世界浸晾一番。切尔诺贝利的“审判”在保有其暗黑本质的同时,将人性一丝丝拉扯回现实,给予观者欲哭不得、如鲠在喉的体验。“我们很孤单,我们在这里像陌生人,他们甚至把我们分开埋葬,好像我们是外星人。老实说,我觉得死在阿富汗还比较好。在阿富汗死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在阿富汗战场死亡的“理所当然”成了奢侈,切诺尔贝利的无烟战争在人们的莫名其妙与一无所知中偷走一个个生命。“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死亡已经无处不在,却没有人当一回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字让读者置身于用言语勾勒的彼时彼地,用每一个当事人的视角见证事件的经过,然后回想时将读者深深囚禁在一层又一层叠加的绝望灰暗的情绪中。

或许,我更愿意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称作“照片”文学,如同摄影一般,一切如亲见。读毕之后也许未能牢记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当事人,但其中的苦难、其中的哀情却同烙印般深刻于心。也正如《每日电讯报》所评论的:无论离这些事件有多远,读者都能感同身受,如有切肤之痛。

再借用蒋方舟的另一句话: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文字记录,是为了有人能于只言片语中听到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听到甘于平凡而不甘腐烂的呐喊。它反抗一切,泯灭在时间里的忘却。

 赵孙怡 

嘤鸣文学评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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