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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讯 | 江融「时代的肖像」摄影展将于10月18日开幕
信息来源: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2020-10-16

 

主办 

杭州图书馆 

承办 

张望工作室 

协办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 

杭州市摄影家协会 

展览时间 

10/18-10/30 

展览地点 

杭州图书馆 

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58号(市民中心J楼) 

前言  

自2004年起,旅美中国摄影家江融系统拍摄来自160多个国家的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肖像,创作了一部题为《我联合国人民》项目,以展现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肤色和不同语言背景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形象;2008年至2011年期间,他以寻根为缘由多次从美国返回中国,先是根据家谱寻找自己家族的根,之后,沿黄河、京广线和长江寻找民族的根,同时,沿途拍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域和不同姓氏的国人肖像,创作了一组题为《我中国人民》的项目。期间,他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拍摄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部族、不同服饰、不同传统和不同风俗的土著人与会代表,创作了一部题为《我土著人民》的项目。 

这三部作品不仅能共同呈现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和土著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能构成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样本和文献。无论是从来自世界各国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全球各部落的土著人,还是来自中国农村的农民及全国各地的中国人,我们均能看出他们所具有的尊严、善良和自信等共性。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面孔能够代表这个时代人类的精神状态。令人想起上世纪初德国肖像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系统客观地拍摄各行各业德国人,试图通过展现那个时代德国人的面孔,来呈现出二十世纪人类的共同品质。 

为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摄影家江融举办《时代的肖像》公益摄影巡展,将这三部作品同时呈现给中国观众,以期见证新时代世界各国人民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此次展览是江融自2007开始在中国巡展的最后一站,以期见证新时代世界各国人民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作者介绍 

 

江融  

获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曾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进修。现任联合国工作人员文娱理事会摄影协会主席、联合国展览审批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专家库摄影类专家。曾创作《彼岸》、《消逝的先行》和《门》三部曲摄影作品,以及《我联合国人民》、《我中国人民》和《我土著人民》肖像摄影作品,作品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皇后艺术博物馆、联合国总部、上海世博会、平遥国际摄影节、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蕙风美术馆和福建省美术馆等地展出;出版《摄影的力量》著作和斯蒂芬•肖尔《照片的本质》译著;2009年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理论和评论类),2011年担任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策展人,2018年担任纽约华美协进会举办的《山艺术》展策展人。2019年担任美国露西奖基金会国际摄影大赛评委。 

《我联合国人民》 

《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我联合国人民。这清楚地表达了联合国是所有人的联合国,它属于每一个人。《我联合国人民》摄影项目,采访和拍摄来自16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工作人员,以表明,尽管各国人民的种族、肤色和形象各异;代表着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带有不同的个性、信息和能量;但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他们都具有人类的共性: 善良、自尊、热爱生活、热爱和平。而且,他们能够求同存异,共同为了世界和平与繁荣进行合作。希望通过这一国际大家庭的小影集向大家展示联合国精神——各国人民和睦相处的精神。

 

△莎依玛•达那什侯  阿富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方案官员 

2002年3月21日,在喀布尔一所学校大礼堂里,我坐在联合国秘书长负责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卜拉希米先生的旁边,看着数百名儿童身穿整洁服装,等待学校钟声敲响,以便冲进教室上课。这种场景就如同儿童去迪斯尼乐园。我这一辈子也没有想到,有一天,阿富汗女孩能摆脱塔利班的统治,有机会上学。这是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令人终生难忘。此时,我真正意识到联合国的力量,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我也意识到,不公正和有罪不罚的现象并不会始终存在。

 

 

△安娜玛丽亚•基什  匈牙利 

维持和平行动部特派团管理处民警官员 

冲突之后,亟需重建新的行政管理,训练新的警察部队。联合国在这方面可发挥作用。让世界各国的警察在一起交流经验和维持秩序的知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们能够协助建立一个稳定安全、有利于法治的环境。民警在冲突后局势中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卡迪狄亚图•特拉奥雷  马里 

维持和平行动部非洲司行政助理 

我喜欢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和同事合作。这种合作如同环球旅行。我与他们一样有着促进和平、人权和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这是一个迷人的工作环境,无论在联合国总部,还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海地参加特派团的工作期间,我都喜欢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往。

 

△乌萨玛•赫瓦姆  叙利亚 

新闻部阿拉伯语网站股股长 

我喜欢联合国的环境,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背景。我们都是国际公务员,在同一栋楼里工作,我们接触到各种文化,并学会相互宽容和尊敬。

《我中国人民》 

2008年至2011年期间,我曾多次回国展开寻根之旅。沿黄河、长江和京广线这三条纵横中国的主要线路旅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家族“小我”的寻根,一直发展到从中华民族更大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中去寻找“我来自何方?”等身份认同的答案。 

通过这趟中国寻根之旅及相关影像创作,我不仅试图寻找到自己的民族之“根”,同时在与这些同根族人的近距离对视中,我仿佛是从一面镜子中审视自己、认识自我,发现可以认同的民族特性,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同时,希望观众也能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中国人个体和群体的时代肖像。 

 

 

△王二成,75岁 

王二成从小哑巴,在黄河边靠种田为生,从未照过像,更不用说自拍。当他知道能通过遥控器自拍时,高兴得合不拢嘴,但被拍时,又十分有仪式感。

2008年7月21日,山西省偏关县东常嘴村

 

△刘顶,27岁 

198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被称作“80后”,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属于娇生惯养一代,个性比较鲜明,看待事物的眼光也有所不同。刘顶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学过设计,也喜欢唱歌,向往上世纪60年代美国伍德斯托克式生活。但现在仍未找到固定工作,属于待业青年。

2009年4月14日,湖南长沙

 

△潘树录,61岁 

傩舞是一种具有驱鬼逐疫、祭祀功能的古老民间舞蹈。甘肃省永靖县杨塔乡素有“傩舞之乡”的称号。潘树录是乡里的老一辈傩舞传人。

2008年7月14日,甘肃省永靖县杨塔乡

 

△李群,24岁 

李群出生在安徽省,如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她来到上海这座世界大都市工作,她站在繁华的南京路上,非常自信地回眸看着你,她代表着中国的未来。

2009年4月26日,上海 

 

△刘欢欢,28岁 

刘欢欢出生在一个矿工的家庭,因父母不和,17岁便离家出来闯荡,原来在酒吧跳舞为生,后来转学钢管舞,并获得全国体育舞蹈钢管舞专业组冠军,现任长沙热度钢管舞俱乐部首席教练。

2009年4月15日,湖南省长沙市

《我土著人民》 

联合国土著问题论坛为世界各地土著人提供了一个讨论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平台。每年,他们从亚马逊河原始森林、冰封的西伯利亚、险峻的安第斯山脉、非洲荒野的部落等地四面八方来到联合国总部,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参加论坛的讨论。 

2007年至2009年连续三年,在他们与会期间,我邀请他们来到临时搭建的工作室,以平视的方式拍摄他们的肖像,试图捕捉他们与城市人不同的纯真眼神,展示他们独特的服饰,呈现他们自尊和自信的面貌,希望借此摆脱许多摄影师居高临下地拍摄土著人的陈规定见形象,揭开土著人的神秘面纱,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 

 

△阿纳伽利 

属于奥拉恩部族,我们是原住民,住在印度的楚塔纳格普地带和阿萨姆邦。我们是印度最早的移民,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便居住在这里。我们住在森林中,靠狩猎和采集为生,是印度最边缘化的群体之一。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无法应付我们地区所谓的发展过程。因为受过教育,我正在努力为在阿萨姆邦被忽视的部落呐喊。

 

△格拉第兹 

我们坎纳里人是一个很小的部族。我们通过服装来识别自己。这种服装是用羊毛手工制作的。羊毛是绵羊的皮毛,绵羊是我们世代都饲养的一种动物。

坎纳里人生活在厄瓜多尔北部,他们努力继承祖先留下的丰富老传统。我们坎纳里人作为个人和土著人均强调我们的根以及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是一个拥有许多祖先传统的部族。

 

△斯伯特第沃尔夫 

我是一名精神领袖和顾问。我是阿尔古纳诺斯·佩尼库克熊家族文化的传统医学教师。我是通过与我的祖先及其血统来完成工作。我与所有文化和部族合作,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文化,并以和平、和谐和平衡的方式与他们合作。 

 

△拉克桑 

我是卡拉什部落第一位获得教育并成为商业民航飞行员的女孩。为了卡拉什部落,我放弃了这份职业,因为作为飞行员,我就无法帮助我的贫困社区。我意识到我应该回到家乡为他们服务。我很高兴能为我自己的部落工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我想回馈社区。卡拉什人应该感到自豪。我希望人们尊重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我希望卡拉什人及其身份能得到保护,以便他们能骄傲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践他们的文化传统。 

 

△卡诺 

我是夏威夷原住民,来自奥阿胡岛马卡哈山谷。我的祖先从远古便在这里居住。在西方人与我们接触之前,我们的社会因为与土地和海洋的相互关系而繁荣。我们的人口曾达到1百万人。1778年,在外国商人和“发现者”带来的疾病之后,我们的人口在100年内减少了90%。

尽管外国人及其迫害的影响不断涌入,我们夏威夷原住民仍延续土著文化。百年前我们祖先被压制的精神在我们这代人中重新恢复。我们重新崛起。我们必将延续下去。

摄影评论家 施瀚涛 

从江融的作品来看,尽管他各个系列作品也都采用一种历时性的创作方式,但他在对画面的经营上,特别是在《我联合国人民》和《我土著人民》两个系列中,所采用的则是肖像创作上经典的用光和构图语言,同时也通过这些影像勾画出一个更为令人憧憬的美好世界。从2004年起的五六年时间里,江融拍摄了每天一起在联合国工作的同事们,以及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部族、不同传统和不同风俗的土著人群体。这些作品呈现出丰富而鲜艳的色彩,精致的细节,被摄者也都处于一种饱满的情绪之中。 

在《我联合国人民》的系列中有的画面还表现了亲人之间甜蜜的时刻,或者在日常工作或生活环境中的惬意瞬间。这些被摄者一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经济状况,他们的目光中透露着睿智、和善和坚毅等各种美德。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在联合国工作的人们都是为了人类和平和发展的事业才走到一起来的,他们都分享着一系列美好的价值观和崇高的理想。在作品标题中所出现的“我”和“人民”等用词,更进一步点明了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彼此无间的交流。这样的一种美丽的画面所喻示的正是大多数人对未来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 

当然,对中国的观众而言,可能感觉更为亲切的还是他的《我中国人民》系列。在2008至2011年间,江融踏上了追寻家族的源头的旅程,在海外工作和生活多年的作者多次回国,跨越十多个省份,最终不但如愿以偿地找到了“江”姓发展的来龙去脉,同时,正如一次艺术家本人所说,这个寻找的过程本身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获;我相信那是一种情感上的收获,一种在找寻文化认同过程中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在此过程中,艺术家还在寻根的路上,在中国的农村和城镇里拍摄一系列陌生人的肖像,最终积累出了这一组《我中国人民》。 

这次他将镜头对准了一个个普通人,这些人的面孔可能并不那么“完美”,却一样特别美丽。尽管该系列的肖像不再像前两个系列那样在一个室内布光的环境下创作,而是走在街头和田野,但是这些被摄者和另外两个系列中的人物一样,也有着饱满的情绪和率真的笑容,时而甚至出现更为强烈的表现欲望,我们甚至可以读出他们安静或活泼,谨慎或开放的性格;整个系列画面显得轻松而率真。这些肖像无疑呈现了今天中国剧烈变迁的社会现实在人们心理上所激发出的积极的一面,这也印证着作者寻根旅途上兴奋和喜悦的情绪。 

肖像的意义 李楠 

西班牙著名诗人马查多在他的代表作《卡斯蒂利亚的田野》中,写了一首诗《肖像》:“……在众多的声音中,我只听一个声音/我会停下脚步,区分原声与回响……” 

诗人的感觉真是微妙而敏锐。是啊,当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定格为一幅肖像时,就像他自身的一个回响;它来源于原声,却又不完全一样。它是一个人有形的视觉外观,也是一个人无形的灵魂蝉蜕。它是一生中瞬间的片断,却又是这片断全部的总和。 

人类天然对自己的形象有着特别的眷恋与关注。在那些原始岩画和器具上,朴拙的人面就已被彼时刀耕火种的双手镌刻在人类最初的自我审视之中,而后,这一观看行为延绵不绝,人类对于自我形象的执着与探索渐渐形成了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内容。肖像,作为最古典也是最现代的艺术表现方式之一,自成一体,同时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现实生活、科技发展有着千丝万缕、极其紧密的关系。波德莱尔论绘画中的肖像为“历史的与小说的”,摄影家理查德·埃夫登则说,肖像不是“事实”,只是一种“意见”。这恰恰说明了肖像丰富的可能与深刻的内涵。它并非以“照镜子般的真实”作为目标,它在最大程度地保存人物生理学特征信息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角度和方式回应一个永恒的提问:人,是什么? 

所以,一个时代可以化身为一张面孔、一幅肖像;它具体而微,又高度概括。它是现实的血肉之躯,却又直达隐喻之境:没有一副面孔,仅仅是他自己。 

因为艺术家的任务,乃是进入事物的内部,将自己的直觉、感受与灵性诉诸严谨的逻辑表达。有意思的是,摄影,时常因其具备对事物外部强大的抓取能力,而使人认为它得到的永远只是一个表面。大卫·霍克尼就曾经指责相机这玩意儿把艺术家们带坏了。他认为,相机在抓住一个瞬间的同时,遗漏了更多的东西。因为一幅照片定格的只是时间中的一个偶然,而一幅画,却是画家长年累月的观察与思索后的最终决定。其实,所有视觉艺术的终点都不是视觉本身,摄影表面的偶然中,蕴含着内在的必然。或者说,但凡伟大的摄影师,都是将摄影的偶然变为必然的人。肖像摄影,以其过往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就当下而论,肖像摄影至少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数码合成肖像,即以数码技术将真实采集的五官样本合成为一个大众熟知的或是并不存在的人物形象,或是将人物变形夸张,借此“虚拟”的肖像表达真实的反思。二是全民自拍的出现。普通人亲身上阵,为自己塑造形象,这个按照“刷脸”时代“颜值即正义”的价值观批量生产、高度雷同的社交化形象,往往代替真实的体验与个性,成为消费浪潮中的流行语。 

肖像摄影,在向自由王国迈前一步、更具意味的同时,也遭遇着意义的泛滥与消解。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摄影家江融将他的三部曲:《我中国人民》、《我联合国人民》、《我土著人民》重新合集出版,也便有了新的意思。 

“人民”二字,或多或少有些政治正确或宏大叙事的感觉,江融的摄影,消除了这种疏远僵硬之感,代之以“人”的生动自然与“民”的血脉相连。 

《我联合国人民》,应该是三部曲中最为特别的一部。大众对于联合国,既熟悉又陌生,或者说,表面熟悉,其实陌生。江融以形形色色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肖像,无声以告:在这个分歧、冲突、纠纷、灾难丛生的地球上,有一群人,正在为消除各种不平等、不安全、不自由日以继夜、全力以赴。他们本身,就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是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而每一个人的肖像,却是尽量地简洁纯粹。这种平静而有力的对比关系,喻示着对主题的阐释:联合国,正是对每一个个体利益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上,为消除争端、实现和平而努力。 

某种意义上说,基于二维平面的照片是非常有限的,它所囊括的视觉元素是非常有限的。但好照片,往往不是以增加视觉元素来实现突破,而是以经营视觉元素之间的关系来完成超越。好的肖像摄影,除了画面中的关系,人物本身与其画面,也会构成耐人寻味的关系。正是在丰富立体的关系中,影像得以从静止的纸上翩然起飞,展翅翱翔。 

《我土著人民》采用了彩色摄影展示他们鲜明的民族特征,并让他们自己选择出镜的状态。对于那些时常被关注,但同时也可能经常被误读的群体,江融从拍摄方式上给予了真诚的尊重。 

《我中国人民》中,人物背景不再单纯,而代之以所处的典型环境。因而,中国与中国人,便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现在江融寻根之旅的时态之中。每一个小人物的不同时空存在构成了中国的现实全景。他们的差异如此之大,这正是现在进行时的中国。 

这三部曲构成了江融对这个时代的观察与观点,它们的气质与当下正在发生的某些肖像显著不同。如前所述,当它们同时出现时,其实提供了一个互相观察的参考,帮助我们继续探究肖像如何在人类的自我认识中发挥作用;当然,也提供了我们对于作为摄影家的江融,进行观察的重要参考。 

显然,一个摄影家的作品,就是他自己最好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