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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评之声 |《致命女人》:悖论,当反抗成为反抗的枷锁
信息来源: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2020-07-06

《致命女人》:悖论,当反抗成为反抗的枷锁

张健越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学生

浙江省高校文艺评论联盟单位偏北影评社成员

 

 

 

2019年的8月15号,《致命女人》开播。在中国大陆地区口碑爆棚,开播三月余评分仍高达9.3分。但我们也看到其在欧美地区的评分并没有如此之高,我们将其归结于文化差异这一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概念。中西文化差异诸多,本剧中反映的差异在哪里恐怕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当然,这也并不是我们需要在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本剧存在着两端讨好的倾向,这导致其内在逻辑难以自洽。

一、《致命女人》的游移与模糊

(一)作为黑色喜剧的《致命女人》

我们可以在《致命女人》中看到诸多从黑色电影中移植来的元素。例如:蛇蝎美人、犯罪、政治讽刺以及连环套和层出的反转。整部剧以喜剧为基底,黑色元素极大的增强了本剧的趣味性。但显然,本剧并不满足于此,其为了吸引观众而设置了杀夫、原配和第三者的攻心计、三人行、同性、双性、开放式婚姻等目前来说不被认为符合主流却很能引人注目的情节。无疑,很多观众被其形式吸引,却并不关心这些设置下隐含的表达以及可能引发的讨论。而作为一部定位原本为“爽剧”的娱乐剧集,其受众群体中的大部分也难以深入对其内涵和提出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思考和讨论。

(二)作为女性主义喜剧的《致命女人》

我们看到,《致命女人》全片围绕着三个不同时代的女人展开叙事。三人虽处不同时代但主要情节发生的时间却是首尾相连,横跨了上世纪60年代到接近当下的半个多世纪。同时,通过三个女人的境遇及其采取的措施,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女性主义运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男女平权上达成的进步。

但如果我们将三个故事分别加以概括分析,我们会发现本剧对于是否宣扬了女性主义的态度是含混不清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60s,女主从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说被称为“傻白甜”的状态逐渐变成了“蛇蝎美人”。而女主的行动经历了:忍耐妥协——争夺挽回——完美谋杀三个阶段。而从争夺挽回到完美谋杀的过程其实只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事情促使女主采取新的行动去解决问题。如果将女主的动机定位为复仇也未尝不可,可复仇或是打怪就是女性主义吗?显然是否定的,且当反抗成为反抗的枷锁,反抗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80s,女主从一个强势刻薄的“完美名媛”变成了陷入“第三者“、”不伦“等词的漩涡中的灰头土脸的中年妇女。我们会发现,女主的婚姻和形象的”现状“全部建立在她自己的努力”维护“上,她不允许任何时候在任何熟人面前出丑,极其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甚至要求结婚和离婚都必须是令人羡慕的。她极其奢侈但自己起初并无产业和技能,开画3廊的第一桶金是依靠两次离婚分来的财产。女主的生活充满了刻意,缺少了真实。其第三任丈夫在日常生活中也并没有表现出对与其的不尊重。他们甚至一度进入了一种在当时非常超前的婚姻关系,允许对方有情人。但最后在一系列天灾人祸尤其是艾滋病这一“不可抗力”的影响下,他们最终还是回归了最为“正常”传统的家庭关系。这种类似“天降神兵”的解决方式设置得非常草率,既想解构又想宣扬,剧作两端讨好,实难认同。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接近当下的时间,其甚至不能说是含混不清,而是和女性主义毫无关系:两人由开放式婚姻退回到了传统的一夫一妻制的契约之下,过起了幸福的生活。这对于他们无非是一种选择和另一种选择的差别而已。他们仍然可以再次选择开放式婚姻,尽管他们大概率上不会这样选择了。且婚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分配,男女之间的权利在一夫一妻制和双方对等的开放式婚姻中并无差别。

(三)《致命女人》中女性主义倾向的来源

通过如上论述我们似乎得到一个结论,《致命女人》和女性主义之间并无多大关系。但不可否认,大量的观众都认为该剧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难道这些观众都错了吗?当然不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可能有些歪打正着的因素在里面——本剧的女性主义倾向更多的来源于三个故事的交叉叙事所形成的纵向对比而并非她们本身。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男女平权运动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本剧并没有体现变化的过程,只体现了结果。

二、通过纵向比较展现出的女性主义元素

 

 

(一)家庭与社会职能

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故事中的三个不同年代的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的职能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在60s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起初女主的主要活动区域位于住宅内部,超市等地,最远不过是到了附近的餐厅。因女主是一个家庭主妇,并无有薪酬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扫房间以及为丈夫准备食物等。

而在80s的故事中,女主拥有自己的经营性场所,画廊(两人合资),这个画廊为自己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得其经济独立于丈夫。到了2018年的故事中,则变成了女主养家,丈夫做家务(并写剧本),女主负担了大部分的经济支出。通过纵向的对比,我们发现女性在家庭经济贡献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按照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来说,男女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女性和男性往往不是同工同酬,在职业机会和薪酬上都要少于男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致命女人》中女性社会职能(家庭经济贡献比重)的变化体现出了女性权利的提高。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并非女性占比重越大越公平,女性的权利就越高,女性主义并非追求一种绝对的压倒性的权利优势,而是要达到一种平衡。就此而言剧中最能体现在家庭与社会职能方面平等的应该是80年代的故事中的女主和男主。

(二)活动空间

正如上文所述,60s的故事中的女主的活动空间很有限。她几乎不出远门,且大部分活动都处于室内。而在80s的故事中,女主不仅可以频繁出入各种聚会,还可以去自己的画廊以及国外,但和情人见面时要避开可能被发现的区域,相对活动范围大了许多。2018的故事中,女主没有任何出行限制,基本不用回避任何区域,其出行区域更大了。而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男性的出行范围是没有限制的,从这一方面来说,在2018年的故事中,开放式婚姻的女主显然是唯一一个和男性平等的女性。

(三)突破禁忌

正如我们提到,婚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分配,而一夫一妻制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而无论在影视剧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男性的出轨—打破禁忌这一行为见得更多,在观念上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男性出轨的接受程度要高于女性出轨。而从理论上而言,男女平权应该包括打破禁忌的权利的平权,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观念和社会眼光两个方面的综合。在《致命女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60s的故事中女主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在80s的故事中,其实是相对平衡的。而在2018年的故事中,在这一方面真正达到了平等。在这里说的打破禁忌并不是说想要去鼓励这种行为。而是想要说明,真正的不平等,正在于这种社会道德观念上的双重标准。而《致命女人》可能无意中提及了这一点。

(四)色彩运用

《致命女人》的三个不同年代的故事在色彩的运用上也非常有趣。在60s的故事里,我们呢可以看到,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女主总是穿着淡粉色或者一些鲜艳但不刺眼的,没有攻击性的颜色的衣服,显得特别柔和,乖顺。而80s的故事中女主的衣服颜色除了很鲜艳带有攻击性以外还有一些中性风。而2018年的故事中的女主因为职业的原因,穿的衣服颜色都非常暗淡单一,偏向传统男性化服装配色。这种服装颜色搭配的纵向对比,一方面显示出女性和男性在工作方面的平权有了进步。另一方面,这是否算是女性为了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工作机会而做出的无人意识到的妥协。例如某些职业要求必须穿正装,且默认色彩单一。这无疑不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结果。但此时一个新的疑问又会产生,从没有人说过女性一定喜欢颜色鲜艳的服装,男性一定喜欢颜色暗淡的服装。关于色彩的问题包含着两个不易察觉的偏见。显然《致命女人》通过纵向的色彩比较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同时,剧中不管是车辆的款式和颜色还是房屋内部装修风格也都有着同样的区分,细节很精巧、到位。

通过对《致命女人》这部剧的浅显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本剧之所以被众多观众认为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更多的是因为其三个故事的纵向比较,交叉叙事,凸显了本剧本来有些含混不清的女性主义倾向。当然,本剧中的女性主义元素非常之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剧是一部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因为其似乎有意将男女在某种程度上对立化,像是一则告全体女性的宣传册一样,将大部分男性都看作是不负责任,咎由自取的负心汉。而这种非黑即白的对立并不能促进女性主义的良好发展。本剧通过发生在60s、80s、21世纪的三个故事向我们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环境中女性地位的变化,试图通过这三个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现出女性与传统男权社会之间关系的缩影,构思非常精巧。但也正如剧中2018年的故事所隐含的一个自身逻辑上的矛盾:婚姻关系可以是开放自由的,在生理层面和心理认知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情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情感在某种意义上是流动的,不确定的,无法量化的,情感的发生几乎无法控制。这与开放式婚姻的初衷违背。在这个问题没有妥善的解决方式之前,开放式婚姻更多的只是一种概念化、符号性的东西,更多的存在于理论层面上。且由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更宏观的社会问题也都没有得到解决。再比如剧中80s的故事中女主内心深处的诉求仅仅是回归传统的普通的没有功利性的婚姻关系,找一个可以为其挺身而出的男性伴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女主在行动上很超前,但在思维上其实可以说仍然是较为陈旧的,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女性可以独立于男性,或者说其意识到这一点但内心的情感诉求不可控的在追求一种可依赖的情感。此时我们可以发现,剧中女性表现出的主张自己权利的行为反而成了男权社会依然占据主导的宣言。就好比公民上街游行反对独裁,但其并没有意识到游行恰恰是独裁存在的证明,而革命对与任何一方带来的都是无差别的伤害。而对于经过如此长的时间形成的男权社会的现状来说,女性主义运动想要取得永久性的实质性的进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过于激进或追求一蹴而就的行为无疑是无益的。而当反抗成为反抗的枷锁,反抗者也就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机会。

【作者】

张健越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学生

浙江省高校文艺评论联盟单位偏北影评社成员